【程碧君律师】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垫付关系

【案情】
       上海A公司与杭州B公司于2010年12月20日签订《钢材协议》，约定付款方式为银行保理。前三次B公司均按时兑付。最后一次保理兑付日前，A公司将100万元划入B公司账户。2013年7月4日，A公司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认为该100万元系为B公司垫付保理款兑付，因此要求B公司返还100万元，同时支付相应的利息。

【代理要旨】
       我所律师作为被告B公司的代理人，发表如下代理意见：
       一、关于本案的事实，A公司与B公司之间不存在垫付的事实，A公司汇入的款项系代第三人向B公司归还借款。
       （1）B公司资金充裕，并不存在A公司所称的“B公司由于资金问题无法按期足额兑付”的情况
       B公司提供的对公活期存款帐户显示足以证明：B公司当时资金十分充裕，在兑付到期日前（即2012年1月18日前）、A公司汇款前和支付保理款后，永翔帐户的余额都在1200万元以上，足以支付1200万的保理款。这与A公司所述根本截然不同。从B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来看，根本不存在B公司需要A公司先垫付的可能性。
       （2）A公司汇入的100万元是A公司代C向B公司归还借款，该款项是A公司代为履行C所欠B公司的债务。
       （3）A公司将钱打入B公司帐户时，而且在转账凭证也仅注明“往来”并未注明“借款”或“垫付”，也并未向B公司要求出具任何书面的借款凭证，显然与常理相悖。

       二、A公司主张其请求权基础是买卖合同，但是从A公司与B公司双方签订的钢材供货协议和补充协议来看，A公司作为出卖人，并没有向作为买受人的B公司履行任何金钱给付的义务。而从两次庭审可知，A公司认为它向B公司转账100万是为了帮B公司垫付保理费用。代理人认为：按A公司的此种表述，A公司的请求权基础不应是买卖合同，而是借贷。

       三、A公司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转账100万元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，也就不能证明A公司与B公司之间法律关系产生的构成要件事实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因此，恳请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       在两次庭审过程中，无论对A公司这100万的性质如何界定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：关于这100万，A公司只能提供一张电子银行转账凭证而无其他证据相佐证。从法律角度来说，要成立一个民事法律行为，需要主客观相一致。从本案来说，无论是A公司主张的垫付，还是B公司认为的借贷关系，要证明此法律关系的存在，不仅需要有款项交付的事实，更需要有双方达成垫付或借贷的合意。
       代理人认为：
       第一，A公司与B公司之间无借款或垫资的合意。从A公司提供的汇款凭证、结算、销售对帐单、保理证明等证据来看，仅能证明A公司通过银行向B公司划款的事实，不能证明B公司与A公司之间针对诉争的100万元达成了借款或垫资的合意，即A公司无法证明其系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向B公司转账100万元。A公司无法提供B公司请求其垫付的证据，不能证明双方达成借款或垫资的合意。
       第二，A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
       首先，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。《上海法院民事办案要件指南》第十四条指出，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的一方，应当就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的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。本案中，A公司认为其请求权基础是因为B公司请求其先垫付100万元，那么A公司不仅要提供交付100万的证据，同时也要提供B公司请求A公司垫付的证据。只有提供上述两项证据，才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。现A公司仅凭银行转账凭证来确认双方存在垫付关系的事实，其证明力不充分。缺少了这个环节的证据，也就不能说明A公司主张的权利已经产生，也就是说A公司的主张在诉讼中是不能成立的。
       其次，A公司与B公司举证责任的先后问题。A公司一直要求B公司先证明C通知还款的事实，这里就存在着谁先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。既然A公司提起了诉讼，那么如前面所述，A公司就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双方法律关系产生的构成要件事实。只有在A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能够成立后，这时，如果B公司提出异议，那么B公司才应就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责任。本案中，A公司无法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主张，其主张根本不成立，何谈B公司的举证责任？
       综上所述，B公司承认确实收到了这100万，但这100万不能证明B公司是向A公司借了100万，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种法律关系，但A公司却不能进一步举证汇款究竟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。由于A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基础法律关系的存在，也就无法证明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的构成要件事实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二条的规定，A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据此，恳请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
【办案心得】
      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：1、A公司的请求权基础；2、举证责任分配。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，由于双方对C存在较大分歧，法院依职权将其追加为第三人。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，双方对争议焦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，同时A公司提交了一份证明，意图证实C代表B公司向A公司请求垫付保理兑付款。第二次庭审结束后，法院通知代理人，A公司已撤诉。
       从代理思路来说，A公司起诉，那么肯定存在一个请求权基础，而从法律而言，要证明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的存在，也就是要证明这个法律关系产生的构成要件事实，这里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。本案中，A公司认为是帮B公司垫付保理兑付款，提供的证据中仅有转账凭证可以证明款项已交付的客观要件，但是没有证明能够B公司请求A公司垫付、双方达成垫付合意的主观要件。因此，仅凭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垫付关系。
       本案的风险在于异地审理，从浙江高院、杭州中院等本地法院的裁判思路来说，对于仅凭转账凭证是不能证明具体的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这一点，审判中的思路是统一的。而这个毕竟是审判思路，而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规定或者会议纪要等。由于案件归上海管辖，在开庭前，对于上海的具体相关规定做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。在第二次庭审结束后与法官交流过程中，不就个案进行讨论，法官认为，从目前全国司法裁判思路而言，仅凭转账凭证是不能证明具体的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。